我国抗肿瘤新疗法方兴未艾

我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400余万例，但随着肿瘤病理诊断水平日益提升，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新兴疗法让越来越多肿瘤患者看到希望。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抗肿瘤新兴疗法相关研究，给予高强度投入支持，部署一系列重点研究专项，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取得诸多拥有独立自主产权的研究成果。日前，在第十四届北京大学消化肿瘤大会暨CGOG2024年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原副院长、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认为，国内针对肿瘤的新兴疗法飞速发展，为广大患者提供越来越多的可选方案。其中，在实体瘤细胞疗法等研究领域，我国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精准发力

手术、化疗和放疗是传统的肿瘤治疗方式。“即便是在新兴疗法百家争鸣的今天，传统肿瘤治疗方式仍是必要且重要的。但不得不承认，传统治疗方式存在一定局限性。”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移植与免疫治疗病区副主任、淋巴瘤科主任医师刘卫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人们常说的化疗，其实叫作细胞毒药物治疗。顾名思义，不仅是肿瘤细胞，正常细胞也难逃化疗药物的毒性。因此，化疗常伴有较为严重的副作用。化疗药物作用在消化道通常会使患者恶心呕吐，作用在神经系统就会产生手脚麻木等副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放疗与手术都是将高度聚集的肿瘤组织消除。但当肿瘤细胞广泛扩散时，手术和放疗便“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随着生物医药技术不断进步，人们对于肿瘤的生物学特征和行为愈发了解，越来越多新兴疗法应运而生，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成为近年来较为热门的方向。

靶向治疗通常是指为一些药物装上“导航系统”，让它们能够精准发力，只针对特定靶点展开攻击。特定靶点可以是肿瘤细胞内部的一个蛋白分子，也可以是一个基因片段。由此，药物可以精准命中肿瘤细胞，而不会殃及正常细胞，副作用也比化疗少得多。

免疫治疗有两颗令人瞩目的“新星”——细胞疗法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T、TCR-T、TIL等细胞疗法，通常指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或基因工程改造的免疫细胞来杀死肿瘤细胞的治疗方法。这种治疗方法是将人体内的T细胞等免疫细胞抽出体外，通过基因编辑等方式，人为地将其进行“升级”后再输送回体内，继而使其更容易杀死肿瘤细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包括PD-1、PD-L1等单克隆抗体，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统，依靠人的自身免疫机能杀灭肿瘤细胞。

与传统疗法和靶向治疗不同的是，免疫治疗的精髓并非弱化肿瘤细胞和组织，而是强化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

持续突破

虽然国外关于抗肿瘤新兴疗法研究起源较早，但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一批重大成果，研究技术正在迎头赶上。“国产抗肿瘤新兴疗法相关产业正蓬勃竞发、方兴未艾。”刘卫平说。

在靶向治疗领域，2019年11月，我国自主研发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特定类型的淋巴瘤。该药也是我国首个被FDA授予“突破性疗法认定”的本土研发抗癌新药。

自泽布替尼之后，PD-1单抗、CDK4/6抑制剂、BTK抑制剂、FAK抑制剂、MDM2-p53抑制剂、多激酶抑制剂等不同作用机制的多款国产抗癌药被FDA授予“突破性疗法认定”或快速通道资格。“国货”的品质和价值得到肯定。

在细胞治疗领域，截至今年4月20日，全球共有6448项细胞疗法相关临床试验登记。其中我国共有2687项，占全球的41.7%。目前，我国细胞疗法上市产品已达5款，皆为CAR-T疗法产品，主要作用于特定类型的淋巴瘤、白血病、骨髓瘤等。

在实体瘤治疗领域，我国目前虽尚无细胞疗法产品获批上市，但国内已有多家中心启动细胞疗法临床试验。据统计，2023年以来，我国已有30种实体瘤细胞疗法获批开展临床试验，其中CAR-T疗法17种，TCR-T疗法5种，TIL疗法4种，还包括CAR-NK、CAR-INKT、通用型细胞疗法等，主要作用于消化道肿瘤、肝细胞瘤、骨或软组织肉瘤、脑胶质瘤、晚期卵巢癌、鼻咽癌、宫颈癌等实体瘤。

“继CAR-T之后，TCR-T、TIL等新型免疫细胞疗法相继迈入临床，适应症也从血液肿瘤领域拓展到实体瘤、自身免疫疾病等领域。”沈琳说，部分国产CAR-T疗法在实体瘤中的进展处于领先地位。

“新老”组合

“越来越多的新兴疗法为医生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武器，而传统疗法与新兴疗法的‘组合拳’，让我们对肿瘤的治疗更加得心应手，做到有效控制癌症进展程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刘卫平说。

T细胞淋巴瘤是一种在我国乃至亚洲高发的淋巴瘤。以往对抗T细胞淋巴瘤的“武器”十分有限，只能进行化疗及放疗，患者的5年生存率约为40%—50%。近年来，用于治疗T细胞淋巴瘤的靶向药不断涌现。靶向治疗与化疗组合出击，让患者生存期有了明显改善和提升。刘卫平说:“我们会穷尽一切手段对抗癌症，不论是传统还是新兴方法，只要有疗效，就是好方法。”

虽然新兴疗法在我国乃至全球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但目前仍面临诸多挑战。沈琳认为，细胞疗法治疗实体瘤存在靶点筛选困难、持续性不足、功能减弱、难以迁移浸润至肿瘤组织等瓶颈。另外，如何筛选获益人群、确定采集T细胞和回输时间、选择给药方式等相关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临床验证。刘卫平也提到，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新兴疗法仍存在价格相对较贵、可及性相对较低的问题。

“为实现提高患者生存率这一长远目标，我们需要进行科技创新，结合基础和转化研究，加强学术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前沿临床肿瘤治疗进展，并借鉴国际同行在肿瘤临床研究方面的先进经验。”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院长詹启敏在第十四届北京大学消化肿瘤大会暨CGOG2024年会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