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治愈别人，也在“治愈”自己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病房看到刚入院的小伙子小杨，翻看他的门诊病历，初步诊断是难治性癫痫。癫痫属于神经系统的慢性疾病，常表现为发作性意识丧失伴肢体抽搐。功能神经外科收治的癫痫患者大多病情重、病史长、用药多但效果不佳，并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减退、认知障碍、情绪问题等。而眼前的小杨戴着眼镜，斯斯文文，很难想象他发病时的样子。

交谈中得知他完成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业，正在一个知名互联网企业做程序员，对未来有很多憧憬。

“你现在发作多吗？对工作生活影响大吗？”我关心道。

“我隔三岔五就会愣神发作，好在没肢体抽搐。但不久前的一次大发作，把同事吓坏了，赶紧把我送到医院。我现在服药量不小，但效果不好，所以来寻求是否能手术治疗。我特别担心这个病会发展到严重影响我工作生活。”小杨的眼神里满是无助。

很多时候，正是这种减轻患者疾病负担的使命感驱动着我们付出心智和体力，不断精进技术并传递温暖。给病人以援助，是医学的经常性行为，也是医学的繁重任务，其社会意义大大超过了“治愈”。技术之外，医生常常要用温情去帮助病人。从古至今，一切医学技术都是对身处困境的人的帮助。医学的作用只是帮助而已，不必渲染夸大其“神奇”。通过医学的帮助，人们才能够找回健康、保持健康。

这些年，癫痫学领域取得了很大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治疗方案，但具体到不同的个体，又是千变万化。接下来的数天，我们为小杨进行了脑电图、磁共振等相关检查，确认了“难治性癫痫”的诊断。脑电图提示即使在没有发作的时间段，小杨脑内也存在异常癫痫样放电。看来药物治疗效果的确有限，可以考虑手术干预。

我向小杨解释了神经调控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法不是破坏性的切除脑组织，而是调整大脑兴奋性？”小杨问道。

“对，可以这样理解。神经调控的效果也许不如切除术那样立竿见影，但其优势在于对患者功能的保护，而且保留脑组织的完整也为未来应用新的治疗方法预留了机会。”我解释道。

小杨点点头，我能感受到他的信任。想起国内知名的儿童神经科专家邹丽萍教授曾将医疗过程比喻为医生背着患者过河，互相协作才能共赢，此刻我深以为然。医学不仅仅是一门自然科学，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的核心。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追求完美的科研成果、高质量的论文，希望更深地理解疾病的发展和治愈的方法，为更多的病患服务，但是往往弱化了患者本身的情感体验。只有当医学技术主义和人文精神充分融合的时候，医学才是完美的而不是冰冷的。

几天后，小杨成功接受了手术，术后恢复良好，没有任何并发症。我打心底为他高兴。在陪伴他的日子里，我倾听着他的心声，理解着他的痛苦，用我所能给予的一切去安慰他、鼓励他。渐渐地，他笑容多了起来。目睹他的变化，我的内心充满喜悦和满足。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变化。原本我也曾有过迷茫和无助的时刻，但在治愈他的过程中，我也更加理解了作为医生的意义和价值。

之后的几年，接诊的患者一批又一批，繁忙的工作让我几乎淡忘了小杨。直到不久前，我路过某互联网公司。正值下班，大厦里涌出熙熙攘攘、活泼朝气的年轻面孔。我突然想起小杨，他不正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吗？小杨现在身体好吗，工作顺利吗？

是啊，千万个“小杨”，通过勤奋打拼奉献社会、实现了个人价值。而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不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吗？！医患有时候也是一种互换关系。那些被治愈的人们，足以使我们感到充分满足，某种意义来说，他们也在“治愈”我们。

其实，我们手头上做的事，就好似一个窥镜，可以把一些道理融会贯通，找到自己的职业信念——医生与患者是双向奔赴的力量，医生不仅能够给予患者温暖和关爱，更能够让医生在付出的过程中，得到内心的成长和疗愈。